东方愚 3月24日 上海证券报专栏 http://www.cnstock.com/paper_new/html/2007-03/24/content_52429568.htm

      有两位“互不相干”的浙江老乡较劲较到了人民大会堂———娃哈哈掌门人宗庆后与万向掌门人鲁冠球。在今年两会上，这两位同为62岁的花甲老将，对外资并购的看法针锋相对。

　　宗老先生为一些行业龙头、骨干企业被外资吞并或控股而忧心忡忡，厉声建议严格审查与限制外资恶意或垄断性并购，而鲁老先生则潇洒得多：“如果自身实力不够，那就被收购嘛”，对潮涌的外资设限或打压无济于事，应该靠双方的“融合”来实现“双赢”。

　　鲁冠球之所以如此“嚣张”，一方面是因为他财大气粗，2006年万向营收逾300亿元，创造了自1969年以来连续150个月无亏损的纪录（娃哈哈同期的营收为187亿元）。更重要的是，万向本身更是“外资”———万向营销网络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至今年3月初，万向已收购了18家海外企业，如今更是向“中国万向控股”之投资公司方向发展，据传它将收购福持汽车的零部件业务。

　　娃哈哈业务主要在国内，出口额度很少，也曾想着腾点“闲钱”在国内搞大手笔的投资，但总难遂心。比如宗庆后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的能源梦想：如果尝试进入石油等能源领域，“10年后娃哈哈的销售额也许就是1000亿”。然而就在3月初，娃哈哈放弃了向石油领域扩张的计划。

　　胎死腹中或不足惜。令宗庆后压抑的是，娃哈哈受外资挤兑之势越来越严峻。去年年底，法国达能与蒙牛乳业成立合资公司，引得大摩、英联和高盛联合注资并购太子奶，今年2月23日，达能又宣布在汇源果汁IPO时行使优先认购权，增持后者股份至24.32%。

　　鲁冠球的“得意”，还在于他是“顺势而为”，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鲁冠球的快感溢于言表：“我们走出去配置中国的资源，所以（政府）鼓励我们走出去”。诚如斯言，现在浙江、广东等地大力鼓励民企到海外掘金，商务部在不久前更是宣布对开拓海外市场的中小企业以无偿资助；而宗庆后建议对外资并购设限，虽亦是“大势”，但此大势非彼大势也。

　　商务部等部委虽对外资大有严查厉限之意，但实际操作难以给人以肯定的预期。薄熙来部长最近对外资的表态就很微妙———明言外资并购是“一个重要方式，也是一个好的方式”。地方政府态度也有所转变。去年苏泊尔并购案发生时，浙江省政府表示高度关注，省发改委对外资并购发出预警，而今年两会期间，浙江副省长金德水话峰一转称：“外资并购属市场行为，浙江省政府不会干预”。

　　这话无疑会使宗庆后“难过”，不过事实是，外资绝非一纸协议或三条五条政策就能限得住的。凯雷与徐工3月16日签定了协议，虽然凯雷最终妥协，并让出了控股权，但与其认为凯雷是在“屈膝”，不如说它是在施展迂回战术，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至于房地产市场上限外令“越限越松”已是尽人皆知：截至2月，大摩、美林国际等私蓦基金对中国房地产的投资额已达42亿元！

　　宗庆后的第二点担心更在于，如果将来有一天娃哈哈招架不住达能等外资力量的攻势，自身的利益是否能得到切实保障？从1987年至今整个20年的操劳能否至少“收支平衡”？这便涉及娃哈哈的股权结构。宗庆后在娃哈哈集团中扮演了三个角色：国资背景的职业经理人、民资背景的企业家、合资背景的公司高管。这种复杂而特殊的股权结构至少牵涉到了杭州市政府、娃哈哈、法国达能三方主体。健力宝的宿命会不会在娃哈哈上演？

　　浙江民营企业家子女接班问题为各界所关注。鲁冠球已将儿子鲁伟鼎扶上了总经理与CEO的宝座。而“宗庆后将传位其女宗馥莉”的消息被媒体炒了一轮又一轮，可宗庆后将25岁的女儿宗馥莉推到前台掌管娃哈哈旗下日化、童装等多家分公司后，却对接班一事三缄其口。在我看来，这或许是宗庆后先声夺人、欲擒故纵的策略。

　　其实鲁氏父子也未必真有那么潇洒。去年12月18日，得知美国德尔司公司决定将其72%股权出售给美国一家私人投资集团时，被鲁冠球称为万向开拓海外市场一次“最好的机会”随之转身。坊间更是传言万向集团在北美业务已陷入巨亏，鲁伟鼎对此讳莫如深。在国内，万向在整合产业链时，屡遭竞争对手狙击。最“疼痛”的一次莫过于2004年德隆系崩盘时，万向集团眼看重组湘火炬成功就在眼前，却被潍柴动力这一同国企分拆出来的上市公司横刀夺爱。

　　可以说，宗庆后与鲁冠球的欢笑与痛楚，是当下中国经济转轨乐谱上两个最为鲜活的代表性音符。宗庆后在为股权结构复杂的娃哈哈前途担忧，而鲁冠球反对“限外”，与其说源于对目前中国经济转轨有着“清醒”的现实认识，不如说他更是在给万向这一有千般雄心却屡屡碰壁的“并购大鳄”打气。

　　从这一角度看，宗鲁二位老将虽然分别站在并购大桥的两端，心境亦不同，但他们却为“同道中人”，不同言语与行动，映射的都是民企对将来变革及命运的忧虑。国企与外资在市场资源及游戏博弈中的竞争地位与收益越来越高，2006年共有54家海外私募基金在中国内地设立了办事处；去年年底，国资委明确声称将加强对装备制造、汽车、科技等行业的控制力度。中国现在落地的改革策略，正演进为以培育一批国有背景的大型企业集团和加强国有经济的竞争地位为主（以求与外资搞制衡），而以发展民营经济为辅。

　　有数据表明，自2002年以来，我国民企平均利润率逐年下降，亏损企业数量连年上升。有必要提及的是，美国及德国最近都出台系列新政策，限制外资并购交易，其中德国财政部的一项做法是，提高收购亏损企业时税收减免的标准，此举旨在保护本国中小企业的利益。想必宗庆后、鲁冠球都会为此郁闷，前者为本土企业得到呵护太少而叹息，后者担忧将来在德国的并购受阻。

　　经济学家吴敬琏3年前在上海一次论坛上语出惊人：“（中国）发生金融危机不是幻象，而是现实危险”，他指的是国企在产业及证券市场上得尽天时地利人和，“政府托市、企业圈钱”给中国经济埋下了重大隐患，于是他呼吁，“对外开放前，先对内开放”。三年来，徐滇庆、尹明善等学界及企业界人士频频为民企融资而呼喊，但现实的改良与改进又是何等艰难。

　　基于对企业及自身未来命运的忧虑，以宗庆后与鲁冠球为代表的浙商，胆子虽大，但同时愈加谨小慎微。娃哈哈集团事无巨细，宗庆后都会过问一二；近些年万向投资部提交给鲁冠球的投资计划书，通过几率微乎其微，甚至一些鲁伟鼎认为很成熟的项目，也被老爷子在最后一秒否决。

　　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自造了一个概念———乌龟型企业家———有一张坚硬的外壳，经受过频繁敲打，“有的壳被敲瘪了，有的乌龟被敲晕了，过了一会又醒过来了，有的壳很硬，重锤也敲不碎它……”饱经沧桑的宗庆后与鲁冠球的“壳”，显然再重锤也敲不碎，只是不知道，在这一次暴风骤雨、形式与内容不尽相同的经济转轨中，一旦他们被敲“晕”了，还能不能醒过来，醒过来之后，会不会已时过境迁、物是人非？

东方愚     上海证券报 专栏 http://www.cnstock.com/paper_new/html/2007-03/08/content_52304581.htm

    人生七十古来稀。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与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同出生于1930年，然而两位老人如今的活法却迥乎不同。贝克尔已于2004年停掉了其在《商业周刊》上每周一篇、历时19年的专栏，并远离演讲与聚会，转而与法学家理查德•波斯纳在网上合开了一个博客，独享其乐。而他的同龄人吴敬琏远没那么清闲，春节前还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慷慨激昂地作了《从大国崛起看民族富强之道》的演讲，现在他正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忙碌地穿梭于两会这一政治舞台上。 

      使命不同，所以风格相异。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注重“话语经济”与“眼球经济”的国度，吴敬琏未必有贝克尔那样受人尊重，但他却一定比贝克尔更容易引人瞩目，甚至引起骚动。3月4日，他又一次“语出惊人”——直言“春运火车票价不上浮不符合市场经济原理”；知道自己的话说出去后会招来谩骂，所以吴敬琏随即称“怕挨骂就不当政协委员”；“吴氏猛言”很快在传媒上炸开了锅。一些评论人士“义正辞严”地批语吴敬琏“违背了民意”，一些“热心人”建议吴敬琏补补“穷人的经济学”的课程……    

    吴敬琏的言论确有瑕疵。在铁路这一垄断市场谈价格的市场化显然有失偏颇，在一个保障体系不健全的社会，买春运火车票的“排队成本”不能简单地套用经济学中“租金耗费”的概念去分析。这其实类似于内地现行的、被经济学家张五常称之为“我所见过的、唯一没有任何经济学家赞同的政策”——最低工资制度，虽然实际收效乏善可陈，然而至少出于权力部门营造良好社会口碑的考虑，政策的出台似乎有一定的必然性。    

    所以现在问题的焦点，不在于要不要就春运票价不上浮进行再争论，也不在于政府对春运票价的干预是否得体（我们似乎习惯了朝令夕改），而是透视充当了“皇帝的新装”童话故事里那个敢说真话的小男孩儿角色的“吴敬琏们”，顷刻间被唾沫星子包围、被所谓“民意”谴责等现象背后的一些东西，一则，经济学家频频成为批评靶子是否正常，二来，经济学家如何与所谓的民意对接。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吴敬琏的同龄人贝克尔曾有过的类似“冲动”经历。去年四五月份，美国汽油价格飞涨，美国民众深受其害、愤愤不平，多数美国人认为这是政府的失职（小布什当时一路下滑的民意就与高油价不无干系），美国国会山的一些政客及小布什政府不约而同“顺应民意”，站出来对石油公司施压，前者称应对石油公司征收暴利税并给消费者一定补贴，后者则称应对石油公司是否存在欺诈行为进行严格调查。这种彪悍所造成的舆论还真挺“奏效”，美国市场油价几天内应声降了几美分。然而就在此时，贝克尔跳出来说，无论是暴利税还是补贴措施，都是愚蠢之举，因为至少从长期来看，其弊远大于其利。 

    贝克尔当时测算出了美国汽油的真实价格，并列出了一份消费账单，借以证明征税与行政补贴的交易费用不菲。再把视线收回中国，虽暂无学者去测算车票的“真实价格”，但若综合各种投机因素及心理预期，基本上也能得出春运票价不上浮短期收效（以所有买票者为考察对象）几乎为零、长期来看得不偿失的结论。这或许也正是吴敬琏直言的原因，然而结果是他被“民众”痛骂一通。        

    而贝克尔却远比吴敬琏幸运的多，不但没有挨骂，反而又多了不少“粉丝”。其实在此这前，贝克尔曾屡屡“出言不逊”。当初各方对微软的垄断行为表示不满并建议分拆时，贝克尔称微软的低价竞争策略是其提高消费者剩余的良心体现（没有证据表明贝克尔是微软的“代言人”）；将微观经济理论扩展到人类相互行为分析的贝克尔曾发表其研究成果称，夫妻都有工作影响婚姻价值，传媒人麦克尔•诺尔援引贝克尔的观点于去年8月《福布斯》上刊登标题为《千万别娶职业女性》(Don’t Marry Career Women)的文章，舆论一时哗然，然而很快风平浪静。

    “贝克尔们”的无拘无束或许令“吴敬琏们”望尘莫及，一个最为重的原因是，美国民众深谙政治家们无论决定使用何种经济政策，都必须为其被民众授予的权力负责，而经济学家不过是提出一些个人见解或建议的“普通人”甚至“小人物”罢了。            

    换句话说，在公共事务领域，权力和政策的事情应紧紧“盯住”政治家，这才是政治家、民众、经济学家及传媒应该有的关系。然而在我国关于社会福利的经济事务争论中，一个明星学者的一句话都可能转移整个社会的视线，这多少与传媒注重眼球效应的习气有关，但同时也说明了我们维护自身利益所采取方式的不成熟。事实上，只要没有公然以公职身份的话语权牟取私利，一些“逆民意行事”的人或事或许并不值得我们花时间、不分青红皂白地去憎恨，       

    经济学家没有必要刻意去附和政治家的号召或应和“民意”，一来，经济学家本来起初就只是经济学传播者或“经济学工匠”，二来，在中国，所谓的“民意”不少时候不过是一些所谓精英知识分子与评论人士利用传媒工具提高嗓门的大声吆喝造成的假象而已，这种“民意”的典型特征是有热度而无深度，不过它却可能影响或左右真正的民意。这一点却必须引起足够的关注。    

    贝克尔在著作《生活中的经济学》中说，政府制定一项糟糕的政策并不难，难的是改正这一政策，以及承担改变这一糟糕政策所付出的高昂代价，吴敬琏也在去年“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称，“自由而切实的学术讨论，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前提。”美国人并不因为贝克尔的“怪论”而减弱对其的尊重，而我们却因为吴敬琏的“怪论”而大抓“小辫子”，这映射了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浮嚣气氛依然沉重的现实。杂文家王小波说，“人忠于事实叫诚实，不忠于事实叫虚伪，有些人只忠于经过选择的事实，我把它叫做浮嚣。”
 
 （初作于3月5日 修改于3月7日）   

东方愚 上海证券报专栏  http://www.cnstock.com/paper_new/html/2007-02/15/content_51997462.htm

      姜还是老的辣。失算的浙江东阳女富豪吴英此刻或许正黯然神伤，而她的老乡———东阳横店的徐文荣，似乎正在一个角落里偷着乐。民企之鱼欲跃龙门，徐文荣选择了“上蹿”，吴英选择了“下跳”，徐赢了。

　　徐文荣、徐永安父子执掌的横店集团，与吴英执掌的本色集团，在包装手法上有着相似之处，都乐于制造媒体效应，去年“200亿元重建圆明园”的轮番炒作，让横店集团更火了一把，而本色集团购买东阳世界贸易城700多个铺位之大手笔的新闻，也于去年9月上旬出现在东阳日报头版头条位置。

　　相似的媒体策划，其实为了“同一个梦想”———集资与扩张。而在集资策略上，两者手法则大相径庭。

　　徐氏父子取 “上层路线”。打出重建圆明园的招牌，依靠的是浙江华夏文化发展基金会这一融资平台。这个由浙江省文化厅、民政厅等部门共同推动成立的筹资机构，拉上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共同设立了冠冕堂皇的中国圆明园文物保护专项基金，向海内外公开筹集重建圆明园需要的至少200亿元的资金。

　　吴英取 “平民路线”，向江浙一带的民企老板与公众募集资金。据悉，吴英承诺的利息最高达月利1角，一些民企小老板，以5分利息向民间借贷，再转借给吴英，图的就是未来的高利息。

　　遗憾的是，伴随着2月10日深夜东阳政府的一纸公告，女大佬的集资策略即告夭折，当初宣称的融酒店业、家居、建材、广告传媒、娱乐业于一体的“本色一条龙”产业链旋即断裂。而徐文荣却稳坐钓鱼台，悠哉悠哉。

　　中国人向来有当事后诸葛亮和痛打落水狗的嗜好，吴英出事后，人行东阳支行随即声称他们早在去年10月“已对本色集团及其法定代表人吴英十分注意”，一些管理人士则称，“吴英的策略一开始就有漏洞”，云云。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12年前的女富豪邓斌新兴公司、3年前的孙大午及大午集团等集资案发后，周围何尝没有站满了“明白人”？

　　总是痛斥与批判民间集资等金融制度的缺陷，也无济于事。在中国特殊的政经环境下，我们从不缺少批判与呼吁，缺的是换位思考———既然吴英式的“下跳”之策是下策，那么，徐文荣父子的“上蹿”之策就一定是上策吗？

　　事实上，横店集团及浙江华夏文化发展基金会，以公益旗号为圆明园及民族感情计的做法，不过是障眼法而已，实为横店集团通过公益基金跑马圈钱而计。暂且不论浙江华夏文化发展基金会由徐文荣发起成立并担任理事长之做法之责权不明晰，问题的关键点在于，谁会为这一“公益基金”慷慨解囊？

　　投资机构显然不可能为这一项目烧钱。事先要核算成本与社会效益的慈善基金也不会盲目投入，中国在环保、贫困人口、教育、医疗方面还需大量投入，巴菲特们不可能弱智到把钱投给圆明园这个假景观的地步。再说，在公益资金的募集管理方面有一整套国际惯例。比如由花旗、汇丰这一级别的银行为受托保管人、普华一类的会计师全程监督、审计。现如今徐文荣操控的华夏文化发展基金会虽以公益旗号募集，但200亿的投入、建设必然与横店关联重重。建成后还将以为横店创收为首要任务。

　　如此一来，甘愿为重建圆明园埋单的“英雄豪杰”已渐渐清晰，即：横店集团的关联企业、“拉郎配”的国企及银行，甚至政府部门。别忘一句俗语———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或许在有人看来，曾一度引起广泛关注的贵州微硬盘项目（多家商业银行累计发放的11.75亿元贷款，就有8.7亿元成了不良贷款），只不过是运气差、动作技术不足够高超而致。

　　至此为止，我们见识了徐文荣的老道之处，即绝不轻易在法律模糊的民间集资地带行走，而是行走在“高处”。而这恰恰是“女富豪”吴英的软肋，即与当地行政部门及银行的关系不够融洽，东阳的金融机构不但不肯放贷给吴英，甚至不时讲一些“坏话”出来（人行东阳市支行某科室的负责人言）。

　　不久前，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撰文《跨越历史的河流》，直言不讳企业树立现实性政治观的重要性。他选择的虞洽卿、荣毅仁与王石三者为民营企业主学习的蓝本，脾气无一不温顺，与政治家关系“择高处立”、 “同心同德，予而不取”。

　　从企业家角度而言，战略无所谓对错，只有优劣之别。吴英战略之劣，在于没有选择“择高处立”，或者欲立而不稳，而徐文荣战略之优，在于选择了“择高处立”，而且立出了模样。

　　不过，老徐也未必有媒体想象中那么风光。正可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横店集团滚雪球建景区、招眼球、花大钱引剧组的做法，收益与成本并不成比例。2006年中报显示，横店集团去年上半年盈利能力依然有限，财务费用也有所增加，利息保障能力有所下降，偿债能力仍旧不足。

　　然而吴徐二人的财富寓言却给了我们鲜活的教训。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说，最好的企业是善于合作的企业，企业在平坦的世界要学会采取大手笔，使自己扩展的力度更大、速度更快、范围更宽、程度更深。弗里德曼主要指的是企业与企业、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在经济急速转轨的中国当下，最先、最应当考虑的合作伙伴是政府。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鼓励“上蹿”狙击“下跳”，而是在权衡哪一种路径更可行、更“安全”。现在看来，似乎只有“上蹿”才有可能鹤立鸡群，其实“上蹿”可为缓兵之计，绝非长久之策，而“下跳”则可能踏入非法集资的雷区继而被冠上原罪之骂名。

东方愚  上海证券报专栏   http://www.cnstock.com/paper%5Fnew/html/2006-11/16/content_49930110.htm

      妥协有时候是种美德，但往往被国人所忽略。

　　晚清同光年间的洋务运动，盛宣怀深知，兴商务、办实业离不开举借外债，但外债不是省油的灯，你得拿企业产权、铁路、矿局等“好产品”作抵押。事实上因为无力偿还，许多洋务企业最终落到了洋人的手里。许多后人断章取义，动辄拿盛宣怀开骂，听说北京旧鼓楼大街小石桥胡同东口一座“盛园”牌楼，今年上半年也易名“竹园”了。

　　100多年后的这个秋冬之交，一些在富豪榜上位居前列的中国商人的日子过得很烦。“资本高手”顾雏军、张海被推到了法庭的被告席，但两人否认了检方的全部指控，老顾甚至当庭妙语如珠地吐出了一些政府机构及官员的名字。刚刚并购了永乐的黄光裕突然遭遇“房贷门”，不过黄很聪明，避实就虚，提高嗓门吆喝生意，但他的吆喝声在旁人听来仿佛有点“涩”。

　　盛宣怀当年自然明白大借外债的风险，“虽如扁舟荡漾在风浪中，但无论如何颠簸，必须想到登岸时光景”，于是选择了妥协。顾雏军等人当初情同此景，最赚钱的时候也是最缺钱的时候，于是他们做起人妖———一半政府的天使，一半是法律的魔鬼。对“登岸时光景”的憧憬是他们选择妥协的源动力，用时髦的词来讲就是“双赢”。

　　妥协的孪生姊妹便是权力。150年前的洋务企业行的是官督商办，这类企业一改官督官营企业预算软约束的性质，政府一般只是起倡导作用，企业运营基本靠理性的民间投资；不过它注定要担承一定的政治使命。杨在军先生的研究表明，洋务企业家的官、商属性具有阶段性，“从总体上说，随着时间推移商的属性减弱，官的属性逐渐增强”，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企业家主要是唐廷枢等具有虚衔的大买办，19世纪80年代以后，以盛宣怀为代表的实职官员在官督商办股份公司的经营决策地位明显上升，这与政府的权力特质与导向有直接关系。

　　以古鉴今。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从夹缝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民营企业，当其在效率与创新方面的爆发力初露头角时，当地政府部门抑或出于政绩的意图，抑或出于寻租的要求，给予一定的“帮扶”，正是这一帮扶，给民企发展埋下了官督与政治使命的种子。所以说，中国民企与昔日洋务企业的区别在于，从发展到壮大，前者的经济理性更加浓烈，但共同的掣肘在于，政治身份色彩更加明显。

　　顾雏军不是一个善于妥协的人，他的急性子导致当庭喊出许多政府机构甚至官员的名字，这种脾性注定了他将成为一个失败民营企业家的代表。回头再看盛宣怀，袁世凯上台后，盛宣怀预感不妙，但是当袁大头一上台就要另办一个国家银行以取代盛宣怀的通商银行时，他便拿出银行发展方略与袁力争，然袁不加理睬，此前法国人曾提出要并购通商银行，盛宣怀也婉拒。整个过程中，并没有任何政治利益的面对面对抗。

　　盛衰瞬间，称雄一时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比盛宣怀年长21岁，最后几乎不剩几个子儿，落魄收场，连10多名妻妾也各自散去。有人说他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政治形势判断上的不足与失误，以及资本帝国庞大却单一。胡的政治后台左宗棠晚年后权力被架空，胡的风头自然很快被盛宣怀夺去，其破产还殃及了许多官僚的利益。我感兴趣的一点是，左宗棠为何大权落空？

　　张鸣先生在《左宗棠晚年的“骂人事业”》中说得颇为诙谐，他把左讽为一个“搅屎棍”———见文官时骂，见武官时骂，见外客时也骂；吃饭时骂，睡觉前骂。“这种显然过于反常的骂人事业，却暴露了左宗棠内心的无比焦虑。”

　　左宗棠不如李鸿章会妥协，他们各自的徒弟也如此，胡雪岩不如盛宣怀会周旋、妥协。妥协不等于纵容。它的本质区别在于，你的政治前途与商业帝国的命运之线牵在谁的手中，你自己的能动性如何。对于眼下中国民企的原罪问题，择机了断的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民企以史为鉴，学着与政治利益集团间的妥协，对于接踵而来的封侯进爵般的政治贴金，学着选择长远投资，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东方愚   上海证券报专栏  http://www.cnstock.com/paper_new/html/2006-10/26/content_49240228.htm

      头顶和平奖，手捧自传《穷人的银行家》，当红“诺星”尤努斯所执掌的格莱珉银行小额信贷模式一时间再度于全球掀起旋风。上周他来了中国，即被北大聘为名誉教授。

　　李允成何许人也？山东济南近郊一个与尤努斯年岁差不多的老农民也。他远没有尤老头儿那样的风光和知名度，但有足以令许多银行人士汗颜的业绩———他从1992年开始做小额信贷，创造了连续十几年没有呆坏账的民间借贷神话。法国科学院经济学家、巴黎大学经济学国家博士裴天士称其为“伟大的经济学家”。

　　仔细对比，会发现尤、李两人的信贷原则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李允成优先考虑熟人、多层次提保，这与尤努斯的“五人连保”旗鼓相当，再比如，尤努斯用500个塔卡（约57元人民币）就能救助一个孟加拉穷人，李允成同样用“救急为先”“小片割肉不疼”等听起来土不拉叽的原则来实现救助与风险控制。

　　我感兴趣的是两人的一些细节。大家只知道尤努斯为700万穷人提供总额过53亿美元的无抵押小额贷款，其中50%借款人因此脱贫，但鲜有人知道，他自己“发明”了一个测量是否脱贫的系统，包括必须有一个家庭、清洁饮用水、75万塔卡的储蓄、上学的孩子等；再说李允成，除了把钱贷出去一部分，自己还要买一些保险，存银行一些，用他的话来说“这叫三足鼎立，抵消风险”。

　　然而，英雄主义情怀与眼高手低的作风再一次被中国人演绎到了淋漓尽致──把尤努斯奉若神明而淡漠本土农民李允成。其实我们往往比别人慢半拍。当尤努斯的银行模式在海外受到重重质疑时，我们才刚开始对其顶礼膜拜。纽约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的乔纳森·默多克教授很早就评价尤努斯的发展模式说，“信用不是万能的”（credit alone is not a panacea）；而到了中国，一些人跳了起来，站到道德的高度，痛斥社会对穷人的信用有偏见。

　　伴随着尤努斯的成功，自始至终总有声音批评说：农民真正需要的并不是多少塔卡，而是住户、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服务。或许这也是老尤自创“脱贫测量系统”的原因之一吧。

　　有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农村小额信贷规模共计2200多亿元人民币，但按照联合国计划署的标准，中国目前真正意义上的小额信贷仅有10亿元。原因何在呢？因为由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发放的政策性贷款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小额信贷。相反，就在这区区10亿元的小额信贷中，有的地方贷款收回率能超过90%，有的却不到10%，更有一个子儿都收不回的。

　　农民脱贫与小额信贷的不力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政府部门的关注力度不够，而恰恰在于干涉的太多了。干涉越多，效果越差，这几乎是条铁律；另一方面，政策风向一有风吹草动，各地政府便可能蜂拥而上，比如当初说要成立小额贷款机构，一时间遍地都是，有的直接就在政府大院，有的是民间性质、政府运作；再者，对真正意义上的民间小额信贷保护力度不足，加上行业协会缺失，其命运岌岌可危。

　　最近一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中一篇评中国农村的文章第一句很是辛辣：“尽管政府采取了系列帮助穷人脱贫的措施，但农民们生活还是很窘迫。”此所谓事倍功半也。在我看来，与其费尽周折去重新构建一套促进农民脱贫、增收的新体系，不如切实落实现有或准备减少农民支出的一些政策与补贴措施。比如我们吆喝了多少年的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农村免费医疗救助等等。

　　当然这并不是说小额信贷模式的重构我们不必搞了，而是说不能再来“大跃进”了，自上而下行政推动或是大一统的信贷模式在中国行不通，一来，盈利动机与投机心理不会有什么改观；二来部门干预甚至挪用扶贫信贷难以防范；三者，像经济适用房被富人们买走一样，愈演愈烈的搭便车行为使小额信贷大大变味。

　　这也是我看到尤努斯后想起李允成的缘由。尤努斯不愿与世行合作，为啥？就因为“吃人家的嘴软”。李允成同样不愿意接受一些强势者的“合作请求”，不愿掺入一丝行政血液。他们成功了──当然，是在自己特有的土壤上成功了。可如今两人的分量太过悬殊。尤努斯到访中国，妙语如珠，他的中国粉丝们欢呼雀跃，以为是救星来到。比他小两岁的李允成呢？除了在前年11月联合国发出“2005国际小额贷款年”的号召和去年初吴晓灵为地下金融正名的氛围中被媒体挖出来当了一阵子“信贷明星”外，就似乎已从世人眼中消失。据说他现在准备偃旗息鼓了。